不能献血

五是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其核心思想是组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和专业化的原则来管理国有金融资产。三大要求基本上无法同时满足，金融机构在这样的约束下，提供小微企业信贷的动力极低。

随着金融监管引入宏观审慎管理理念，金融稳定也重回中央银行核心目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中的核心作用逐步确立。要主动限制财政及其他广义政府经济活动，为市场的培养和发展拓展空间，使社会融资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个人，把投资机会和风险让渡给市场，使市场参与主体在分散决策、试错与创新中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此背景下，养老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引导养老储蓄对接长期投资，为居民提供有力的养老保障是养老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大幅提高，体制机制更完善的国家能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实现生产要素的积聚，把握竞争优势。

另一部分企业确实经营困难、偿债能力不足，迫切需要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但这些企业一旦债转股，就如同进入了政策托底、不会破产的保险箱。普惠金融要平衡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和货币政策为辅。但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面对货币基金大量分流储蓄、以及证券公司事实上经营放贷业务的冲击，储贷机构作为受分业限制最多的银行业机构，无法对客户提供综合性服务以减缓利差收缩冲击，最终走向高风险房地产融资这一不归路。二是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激励相容的监管体制就是要通过合理的监管分工、严格的问责惩戒、薪酬等正面激励抑制监管者偏离公共利益的冲动，将监管者的行为统一到金融监管的整体目标上来。

名义上是股权，但实际上仍然是固定收益的债权，属于会计报表的就地调整，银行持有的企业资产属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三）监管体系必须激励相容 一是监管目标应清晰明确，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矛盾。

资金往往倾向于大企业大项目，挤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如果选择了就要坚持，不能一遇到挫折就叫停IPO。一是金融监管供求失衡。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央银行天然承担最后贷款人救助职能，必然要求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管理上具备引导社会融资形成以套期保值融资为主的结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建立在中央银行了解金融体系中各类型的融资及其相关风险的监管信息的基础上。

但又以公共管理者自居，国有金融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更多地体现为行政性的上下级关系，容易出现身份定位上的冲突和混乱。从问责机制看，金融监管者由于并不完全承担监管失误导致危机和风险暴露的成本，导致监管激励不足，监管的努力程度低于最优水平。日本虽然也有对银行直接持股企业的比例限制，但大银行可通过其控股的小银行间接持有企业股权，从而突破直接持股企业的监管限制，此外还通过财团中的核心地位对财团旗下的实体企业享有较强的控制力。市场主体偏离市场化经营原则，行为扭曲导致资金价格背离市场供求。

金融调控体系专业稳健、传导有效，适应开放条件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关键是发展金融市场，通过大力发展股权融资补充实体经济资本金。

但也会带来银证保跨行业经营更高的管理成本，面临跨行业专业人才稀缺的约束。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台沃尔克规则，英国出台围栏法则，欧盟发布了卡列宁报告，其改革方向是完善综合经营的监管规则和风险防范机制，并没有颠覆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大格局。

一是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离不开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三，限制综合经营不可能消除风险，只会产生新的风险。既要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又要充分吸取前期改革的教训。随着土地市场化，进一步改革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实现土地供给市场化。过去，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除了留足一定期限支付外，全部只能购买国债和存银行，年化收益率只有3%左右。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是否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结构相匹配？在日趋丰富和复杂的金融体系中，钱都去哪了？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小微、三农等社会薄弱环节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绿色信贷是否足够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等等。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报告，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因此，通过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弥补当年视同缴费而造成的养老金历史欠账理所应当。

有弹性的汇率是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保持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是连接各经济部门的重要纽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应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框架下，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是可通过双层安排实现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统一。从政策角度讲，明确绿色标准是前提，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关键，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是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是方法，切实防范风险是底线。

当然，财政可以对小微企业直接补贴降低其经营成本。刚性兑付导致市场存在多个事实上的无风险利率，推高了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水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从政策实践看，重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重视M2、社会融资规模等金融服务的规模指标，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测度，并就这些指标设定年度目标。

在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999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央行举债、2003年以来对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重组注资过程中，中央银行提供大量金融稳定和金融改革再贷款，承担了本应由财政承担的责任。国资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从各自利益出发，制定各自的原则，实际上还是在搞部门所有制和封建式监管，缺乏顶层设计和系统考量，走的依然是行业主管部门全面管企业的老路，由此产生的政资政企不分、发展和监管职能不分、企业经营行为和资源配置违背市场化原则等弊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低利率的条件下，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利率优惠条件，使得高负债企业能够较轻松地支付利息，掩盖其经营状况恶化的现实。一是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财政与金融双归位。

同一个居民在多地就业后退休，其统筹账户养老金待遇实行各省分段缴费、分段计算待遇、集中发放养老金，既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跨地区就业的灵活性，又能提高人们参加社保体系的积极性，扩大社保覆盖面，完善社会安全网。二是从改善公司治理看，金融机构能发挥积极的制衡作用。

三是探索通过控股公司模式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第一，综合经营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比如，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外部股东对企业经营构成有效监督，是防范并承担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银行作为偿还优先级较高的债权人，在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可依靠企业内部治理，只在企业经营不善时介入，银行控制和影响企业的主观意愿相对较低。相比之下，从2007年至2017年，房地产的累计收益率高达766%，黄金的收益率为106%，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为97%，企业债指数收益率78%，上证50指数58%。

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控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需求调节，结构调整并非强项。事实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后的年代，美国金融业并不太平，几乎每隔20年到30年就有一次银行业系统性危机，1984年银行倒闭数量达到大萧条之后的最高峰。

金融与实体经济互为镜像，我国当前实体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比如僵尸企业、高杠杆、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价格泡沫等，既是经济运行中长期内在矛盾的积累和暴露，也有金融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的原因。二是养老体系碎片化，压力过度集中于第一支柱。

地方政府利用财政等手段干预金融资源配置，通过财政存款、财政补贴、高管任免奖励等手段诱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当地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破产机制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分级财政体制的国家广泛建立了地方政府破产机制。